一幅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图
【资料图】
□李勇
《宝水》是一部关于“回归”之书。主人公地青萍生长于农村，后到城市，最后又回到农村——但不是她老家（福田庄），而是离老家不远的另一个村子：宝水。她是带着典型现代病严重的失眠回去的。随着寡居的她办理了离职手续，于宝水久住，她的整个生命状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治好了失眠症，找到了新的身心伴侣（老原），收获了一大群朋友（乡建专家孟胡子、宝水村村民大英等）……由此她也获得了新生。
传统乡村小说惯写“归乡”，但那里的归乡，背后寄寓的往往是一种批判和反思。像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长河》，甚或其他“五四”以来的乡村小说，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借“归乡”表达逃离——精神性的忧患、批判，甚至由此导致的厌弃、排斥。在传统现代性叙事那里，归乡往往只是身体上的回归罢了，精神一直在逃离——即便有向往，所向往的也不是真实的乡村，而是理想化、精神化甚至审美化的乌托邦幻影式的乡村。《宝水》却旗帜鲜明地宣告了回归，而且是身心俱归。这故乡已不是原来的故乡——那个如鲁迅、萧红、赵树理、周立波、路遥、李佩甫等笔下的故乡。这个故乡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被纳入了“新”的历史进程，从而获得了新生和巨变。在《宝水》中，乔叶以地青萍之眼，有力“见证”了南太行一个寻常山村在被纳入国家和历史发展新轨道之后，所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改变。
乔叶瞄准乡村之变，所肯定的是时代和历史。这种肯定性的乡村书写，相较于批判性的乡村书写，难度是更大的。因为在乡村叙事领域，批判和反思有着强大的可依恃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传统），占据着似乎不言而喻的价值优等。肯定性的乡村书写太容易被定性为颂扬。
我认为，《宝水》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努力做到了让人信服。它所展现的新时代农村，是很多人都不陌生，甚至还比较熟悉的现实。这种现实，近年来表现者众，但真正写好的却并不多。乔叶在这方面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她把一个取自她家乡又不完全取自她家乡的小村子，如一颗青柿般，放在心里捂了好多年，四方行走，上下周游，直到它变红变软，发出香气，才把它呈托出来。在她笔下，我们看到新时代的乡居改造、生态旅游开发、产业升级、脱贫致富；看到参与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基层干部、村民、支教学生、乡建专家；当然，也看到那些山乡固有的原野风光、花鸟草木、民俗风情……乔叶以精心而繁密的笔触耐心地勾勒描绘出一幅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图。这幅图是为新时代乡村之变留影，为当代乡村改造和乡村发展做传。
可以这样说，乔叶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动机是显豁的。但是，她却能用繁密的细节、鲜活的人物、有条不紊的故事情节，以及富有个性和自我突破的语言，为这个动机赋以血肉和肌理，令其饱满、鲜活、生动，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品，而不是干瘪、枯燥的观念载体和传声筒。也正是因为乔叶赋予了这个作品丰满的血肉，这个小说才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她的动机和观念，变得丰富、摇曳、多姿。当她写到那些乡间事物，比如南太行特有的植物、生灵、方言、节庆礼仪；当她描绘那些背负着各自的历史，也经受着当下现实的人物；当她一边欣悦于新时代的乡村之变，一边又不无忧虑和感伤地回眸与注视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她的笔端甚至她落笔的背后，实有更丰富复杂的心绪。
比如，她写到老原的家世；写到青萍与福田庄（尤其是奶奶）的纠葛；写到大英家娇娇的疯症；写到婚姻不幸的香梅……这才是我们曾熟悉的乔叶——写《拆楼记》《认罪书》的乔叶。一个人要彻底摆脱自己是很难的。但写《宝水》的乔叶却似乎决意要与之前的自己做一个“了结”：她没有回避历史之沉重（当然也未充分展开），也没有掩盖现实之复杂（尽管有隐笔），但她却以九奶、孟胡子等关键人物的出场，“化解”了那份沉重与复杂。
这样的宝水村，召唤着青萍，也召唤着老原等游子，让他们情不自禁、发自内心地想留下来。归来，可谓小说最响亮的声音。不管是九奶那场古典而庄严的葬礼，还是年末欢声笑语的村晚，它们都是一种召唤着“归来”，也表达着“愿意归来”的声音与呼喊。
相较于乔叶之前的创作，《宝水》显然是一次转型。此前的乔叶，不论写乡村还是都市，其令人难忘处，多在窥探历史（也包括现实）的晦暗与人性之幽深，笔致凝重；《宝水》却洋溢着希望和欢欣，虽然这份希望和欢欣来之不易，但它终究是饱含着喜悦和希望，向着美好，健步前进。“五四”以来，百年中国乡村文学，其情感基调多是悲抑凝重，乡村叙事的悲抑凝重，应和百年来中国乡村的历史处境和命运有关。而今，乡村面貌及其命运确实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改变。而《宝水》以积极、乐观、昂扬的笔调描绘出当代中国的“山乡巨变”，确有一种划时代的新意和新质：它不仅以令人信服的笔触记录了时代和历史，更以一种新的情感和精神风貌实现了对传统乡村叙事的突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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